张军：后追赶时期中国的发展须补制度短板，实现自主增长

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第四届中国城市与产业经济学术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如何从制度上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张军教授解释了为何中国可以在经济自由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增长这一谜团，张军教授认为中国以及东亚多国早期的经济增长均是追赶型增长，通过参与国际循环来进行学习从而快速提升了生产率，在这个阶段国家能力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中国需从追赶型增长过渡到自主型增长，而这需要更多的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自由化水平。

最近新出的全球政治精英质量报告当中，中国的精英质量在国际上排行非常靠前，这份报告一共选择了151个国家进行排名。这份报告还给出了全球政治精英质量跟人均GDP的跨国统计关系。仔细观察这个统计关系的拟合线，我们会发现，如果按照给定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水平，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水平应该更高才对，但实际上我们的人均GDP低于由精英质量所能解释的水平。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实际人均GDP则明显高于这一拟合值给出的水平。

尽管国家规模悬殊太多，可以说中国和新加坡几乎是两个极端的案例。相对于中国，新加坡的政治精英质量水平是要更高一些的，事实上，新加坡的精英质量水平确实在全球排位第一，但新加坡的人均GDP远远高于用政治精英质量所能解释的水平。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虽在全球排名非常靠前，但人均GDP却没有达到精英质量所代表的水平。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自由水平不高，而新加坡则拥有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自由水平。这意味着，给定中国的精英质量水平，如果可以显著提升经济自由度，那中国的人均GDP本来是会比现在更高的。换句话说，提高经济自由水平有助于释放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美国自由基金会提供的跨国数据库中，我们获得了1980年到2019年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综合指数的数据。我们把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综合指数与人均GDP水平在一个二维坐标上标注出来，形成了一个散点图，也可以拟合出一条代表两者相关性的趋势线来。很明显，经济自由指数与人均GDP呈现出正向关系。但在散点图上，中国的位置则在趋势线下的左下角。

数据显示，从1980年开始，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在快速提高，可是经济自由综合指数几乎没有明显变化。在散点图上，中国的位置几十年来都在全球趋势线之下而没有移动到线上或高于趋势线的地方，非常奇异。

问题来了，既然中国的经济自由综合指数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为什么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这是真正的谜团和困惑。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东亚的经济体，就会发现它们的经济自由指数是不断提高的，而且逐步高于趋势线，当然人均GDP也在提高。但中国是不同的，人均GDP在提高，可是经济自由化综合指数在经济高增长期间并没有像东亚经济体那样不断改善，变化相对滞后。

这就是中国之谜。这个谜团一直让经济学家陷入困惑。既然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也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支持，中国怎么可能成功实现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了解释中国的谜团，经济学家提出过不少的理论。比如，尽管缺乏正式的市场制度，但中国存在大量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经济增长条件的缺失。还有的说，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的本土创业精神进行了友好的结合，创造了增长奇迹。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诸如此类。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是有帮助的。但依然无法改变中国的经济自由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的事实。

总体上，过去几十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存在，甚至有增无减。这跟满足经济增长的基本制度条件并不兼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认知来自于几百年以来的理论积累。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回答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能成功发展经济的问题时，主流的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习惯于从那些早期的成功国家寻找经验和灵感，用那些经验观察来构造经济发展的理论。不用说，依照这样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落后，而且落后的国家需要模仿先进国家的那些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

即便这样，战后以来，真正能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还是凤毛麟角。而东亚经济尤为瞩目。有一个对98个经济体在1960-1992的经济增长记录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所有32个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中，最显著也是统计上最稳健的哑变量是“是否属于东亚地区”。

东亚经济的成功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共性，那就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拥有一个威权的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共同的现象甚至被概括成一个新的概念，称它们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但是，在理论上需要回答，这些现象为什么集中在东亚而不是其它地区呢？为什么威权的政府反而有利于经济早期的发展呢？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回答。

国家能力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制定并执行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战略。我们看到，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外向型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不仅能够让这些经济体更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有助于克服国内市场机制不健全和制度缺乏有效安排的缺陷，因为很明显，发展加工贸易部门比发展自主（一般）贸易和实现自主工业化对制度的需求要更少，政治上更可行。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营销，这些落后的经济体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经济增长，并通过贸易和外商投资中的学习过程快速提升生产率。相对于依靠国内自主创业和创新活动实现增长的方式，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参与国际循环的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对国内制度质量和决策复杂性的需求可以说降到了最低。很遗憾，这一点很少被经济学家提到。

这样，在理论上我们就有必要区分两种增长的类型，一种是追赶型增长，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自主型增长。经济学文献中谈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时候，是没有这样明确区分的。实际上，他们的理论主要还是关于自主型增长类型的，这些理论给出的增长条件对于那些落后的经济体而言并不完全能得到满足，甚至基本得不到满足。追赶型增长也更能体现中国和东亚早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或部门偏向性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注意力转到追赶型增长上面，重新审视那些条件。一旦这么做，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那样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其实并不需要满足那么多条件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这样我就能更好地解释西方视野里的中国之谜，东亚之谜。在这里，国家能力相当重要，没有国家能力，不可能实现追赶型的增长。

说到国家能力建设，可以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对东亚经济体的威权政治具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中国是政治上早熟的国家，商业社会不发达。与中国不同，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人社会发展早于民族国家形成，这造就了欧洲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竞争的格局。而中国的贵族分封时期在历史上非常短暂，这一点连历史学家黄仁宇和政治学家福山都感到惊讶。

由于国家形成的历史不同，中国与欧洲在近代早期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直到20世纪初之前始终没有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但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并开始在生产率的增长上超越中国。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不得不以最低的起点开始向发达经济体学习，选择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方式开始学习之旅。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约束和可行性，中国的经济追赶从东南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优惠条件引进海外的资本和技术在特区从事加工出口开始，然后逐步向长三角和内地扩散，这种战略既大大降低了决策的复杂性和对优良制度条件的需求，也是国家能力的最好体现。

因为参与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学习先行者的技术，通过技术转移、扩散加快资本积累，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便我们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没有转型到市场经济，但至少可以在非常局部的地区和可贸易部门去进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推动追赶型增长。这就是中国奇迹，也是东亚奇迹。

但这种追赶型增长会随着追赶空间和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的缩小而逐渐放慢。这是追赶型增长经济体最终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实现从追赶型到自主型增长阶段的转变。跟追赶型增长不同，自主型增长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实现自主的技术来源并拥有自主的创新能力，要实现从追赶型阶段的那种部门偏向和地区偏向的增长转向更平衡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变得更重要。全要素生产的背后是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经济自由化程度等等。这个时候，自己有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关键了，可以说这是自主型增长的充分条件。

自主型增长不可能像追赶型增长那么快，所以增长放缓是必然的。有一个计算，发现所有欧美的发达国家1820年以后差不多一百多年来的平均GDP总量不过是增加了5倍。但是追赶型经济体都是6倍、7倍、8倍的增加，中国的GDP总量甚至增加了十几倍，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数据。

但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所以尽管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已经和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贸易体系发生了严重冲突。亚洲四小龙和发达经济体发生冲突时候，人均GDP接近美国一半，我们现在只有四分之一，但是依然发生了摩擦和冲突，甚至中国成了它们的威胁。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加快中国向自主型增长阶段的转变。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处境和未来发展道路的关键。

最后讲讲未来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为了说清楚这个，我想介绍一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霍夫曼教授最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一个演讲。他和团队对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做了一个预测。预测要先给出情景。他给出了三个情景。由于未来的经济增长，核心的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所以他为TFP预设了三种情景。在这个预设之下，他利用增长核算方法，推测了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规模，以及美国的经济规模。当然同时也考虑了美国未来30年的增长趋势。

在他的预设中，一个相对悲观的情景是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非常有限，所以叫“有限的结构改革”。这种情景之下，中国的TFP不是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中位值，而是收敛于25分位，当然低于中位水平。这种情况下，假设教育普及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逐步放慢。投资占GDP比重持续在高位，投资效率持续恶化，这是比较悲观的情形，那么核算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总量30年后会赶不上美国。

相比而言，比较乐观的情形是中国进行全面的结构改革，大幅度提高经济自由化水平。这时候假设TFP可以收敛于高收入国家的75分位，人力资本积累加快，而且退休年龄男女推迟到65岁，劳动参与可以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因为进行了全面改革，经济自由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率显著改善，投资占GDP比重下降。 这种情况下，TFP增长会明显加快，人力资本对增长贡献也会大幅度提升，物质资本贡献相对来说会下降。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那么这个全面结构改革的情景下，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到2050年可达到美国的1.6倍。这是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展望。

考虑到这个预测所依赖的不同情境是由结构改革的力度决定的，那么在我的框架里，这样的改革自然就决定中国能不能实现从追赶型增长阶段到自主型增长阶段的转变了。

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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